文殊院的朱红廊柱下，曾见一副楹联：“见了便做，做了便放下，了了有何不了；慧生于觉，觉生于自在，生生还是无生。”彼时只当是禅院里寻常的劝世语，直到上月去安岳体检的琐事落定，才忽然咂摸出这“做”与“放下”里藏着的俗世道理——原来最朴素的处世之道，从不在高堂讲章里，而在分补贴时的一句让步、被计较后的一份坦然里，尤其在想起那位平日里共事的科主任时，更觉这道理里藏着几分人间烟火的重量。
事情说起来细碎，却像颗小石子，投在心里晃出了些涟漪。这个月科室安排体检，最终只有我独自去了安岳，那位姓陈的科主任和另一位同事没去。后来领导批了九百块补贴，按最初大家默认的说法，他们俩本该各拿两百，余下五百归我——毕竟往返安岳的路要耗大半天，体检报告回来还要逐一整理归档，多拿些也算合情合理。可真到分的时候，两人却较了真，说两百太少，想各要两百五。话里话外还带着点不满，特意提我体检回来调休了一天，言下之意是这休息“占了便宜”，补贴上不该再“多拿”。
我当时握着那叠刚从财务室取来的现金，指尖蹭着纸币的纹路，心里不是没有波澜。倒不是心疼那五十块钱，而是觉得些许别扭——平日里在科室，我凡事都想着跟上节奏，那位陈主任交代的事从没打过折扣，哪怕是加班到深夜整理病历，也从没说过一句怨言。如今不过是一次体检的补贴，却要被这样斤斤计较，连按规定的调休都成了“话柄”，说不委屈是假的。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——争执起来又能如何？吵赢了两百五，输了科室里的和气，反倒落得个“小气”的名声，更辜负了平日里对那位主任的敬重。
于是我把钱重新理了理，抬头笑着说：“两百五这个数听着不吉利，不如咱们干脆平分，一人三百，省得算来算去麻烦。”话一出口，两人愣了愣，没再接着说怪话，接过钱便各自忙去了。我捏着属于自己的三百块，指尖的温度慢慢暖了上来——没有预想中的憋屈，反倒像卸下了个小包袱。后来回想，这大概就是文殊院那句“见了便做”的意思：事来了，不回避，不纠结，该让步时便让步，该承担时便承担，不必等着别人先示好，也不必计较自己“亏不亏”，哪怕对方是平日里需要敬重的主任，也该守着自己的处事分寸。
我至今记得手里攥着九百块现金时的犹豫——不是舍不得钱，是舍不得自己心里那点“委屈”。总觉得自己平日里待那位陈主任、待同事都算周到，体检跑前跑后没偷懒，调休也是按规定走，凭什么要因为别人的计较，让自己退一步？可真到开口说“平分”的那一刻，忽然就松了——所谓“做了便放下”，不是放下道理，是放下心里的那点“拧巴”。我做了我觉得妥当的事，没亏着别人，也没违着自己的心意，至于那位主任会不会觉得“占了便宜”，会不会之后还说些怪话，其实本就不是我能管的事。
就像文殊院的香火，日升月落间烧了千年，香客们各怀心事来，或求平安，或求顺遂，求得到的、求不到的，最终都得转身离开。这世间的事，从来不是“你对别人好，别人就一定对你好”，也不是“你让了步，别人就一定记着你的好”。我对得起那位陈主任，对得起科室里的这份相处，不是因为盼着他日后能如何回报，而是因为“对得起自己”这件事，本就该是做人的底色——就像去安岳体检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跑一趟，也得把报告仔细核对清楚；就像分补贴，哪怕对方是需要敬重的主任，我也不想让自己变成“为了五十块争得面红耳赤”的人。
后来再路过文殊院，又特意绕到那副楹联前站了站。阳光从飞檐的缝隙里漏下来，落在“了了有何不了”几个字上，忽然就懂了：所谓“了”，不是把事情做个“绝对公平”，是把心里的“疙瘩”解开。我做了该做的，让了该让的，余下的，无论是那位陈主任日后待我如何，是记得这份让步，还是依旧说些怪话，都成了“与我有关，却不由我控”的事。就像那九百块补贴，分出去的是钱，放下的却是心里的计较；就像去安岳的那趟路，跑的是体检，修的却是面对同事乃至上级时的处世耐心。
人这一辈子，其实都是在“做”与“放下”里打转。大到职场里与上级的相处，小到一笔补贴的分配，总免不了遇到些不称心、不公允的事。可真正的通透，从来不是“争赢每一场”，而是“做时尽心，做后随心”。我对得起那位姓陈的科主任，对得起这段共事的时光，对得起去安岳体检时的那份认真，也对得起分补贴时的那句“平分”——至于其他，便像风吹过檐角的铜铃，响过了，也就算了。
毕竟，“了了有何不了”？你做了你该做的，便已是最好的结局。
事情说起来细碎，却像颗小石子，投在心里晃出了些涟漪。这个月科室安排体检，最终只有我独自去了安岳，那位姓陈的科主任和另一位同事没去。后来领导批了九百块补贴，按最初大家默认的说法，他们俩本该各拿两百，余下五百归我——毕竟往返安岳的路要耗大半天，体检报告回来还要逐一整理归档，多拿些也算合情合理。可真到分的时候，两人却较了真，说两百太少，想各要两百五。话里话外还带着点不满，特意提我体检回来调休了一天，言下之意是这休息“占了便宜”，补贴上不该再“多拿”。
我当时握着那叠刚从财务室取来的现金，指尖蹭着纸币的纹路，心里不是没有波澜。倒不是心疼那五十块钱，而是觉得些许别扭——平日里在科室，我凡事都想着跟上节奏，那位陈主任交代的事从没打过折扣，哪怕是加班到深夜整理病历，也从没说过一句怨言。如今不过是一次体检的补贴，却要被这样斤斤计较，连按规定的调休都成了“话柄”，说不委屈是假的。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——争执起来又能如何？吵赢了两百五，输了科室里的和气，反倒落得个“小气”的名声，更辜负了平日里对那位主任的敬重。
于是我把钱重新理了理，抬头笑着说：“两百五这个数听着不吉利，不如咱们干脆平分，一人三百，省得算来算去麻烦。”话一出口，两人愣了愣，没再接着说怪话，接过钱便各自忙去了。我捏着属于自己的三百块，指尖的温度慢慢暖了上来——没有预想中的憋屈，反倒像卸下了个小包袱。后来回想，这大概就是文殊院那句“见了便做”的意思：事来了，不回避，不纠结，该让步时便让步，该承担时便承担，不必等着别人先示好，也不必计较自己“亏不亏”，哪怕对方是平日里需要敬重的主任，也该守着自己的处事分寸。
我至今记得手里攥着九百块现金时的犹豫——不是舍不得钱，是舍不得自己心里那点“委屈”。总觉得自己平日里待那位陈主任、待同事都算周到，体检跑前跑后没偷懒，调休也是按规定走，凭什么要因为别人的计较，让自己退一步？可真到开口说“平分”的那一刻，忽然就松了——所谓“做了便放下”，不是放下道理，是放下心里的那点“拧巴”。我做了我觉得妥当的事，没亏着别人，也没违着自己的心意，至于那位主任会不会觉得“占了便宜”，会不会之后还说些怪话，其实本就不是我能管的事。
就像文殊院的香火，日升月落间烧了千年，香客们各怀心事来，或求平安，或求顺遂，求得到的、求不到的，最终都得转身离开。这世间的事，从来不是“你对别人好，别人就一定对你好”，也不是“你让了步，别人就一定记着你的好”。我对得起那位陈主任，对得起科室里的这份相处，不是因为盼着他日后能如何回报，而是因为“对得起自己”这件事，本就该是做人的底色——就像去安岳体检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跑一趟，也得把报告仔细核对清楚；就像分补贴，哪怕对方是需要敬重的主任，我也不想让自己变成“为了五十块争得面红耳赤”的人。
后来再路过文殊院，又特意绕到那副楹联前站了站。阳光从飞檐的缝隙里漏下来，落在“了了有何不了”几个字上，忽然就懂了：所谓“了”，不是把事情做个“绝对公平”，是把心里的“疙瘩”解开。我做了该做的，让了该让的，余下的，无论是那位陈主任日后待我如何，是记得这份让步，还是依旧说些怪话，都成了“与我有关，却不由我控”的事。就像那九百块补贴，分出去的是钱，放下的却是心里的计较；就像去安岳的那趟路，跑的是体检，修的却是面对同事乃至上级时的处世耐心。
人这一辈子，其实都是在“做”与“放下”里打转。大到职场里与上级的相处，小到一笔补贴的分配，总免不了遇到些不称心、不公允的事。可真正的通透，从来不是“争赢每一场”，而是“做时尽心，做后随心”。我对得起那位姓陈的科主任，对得起这段共事的时光，对得起去安岳体检时的那份认真，也对得起分补贴时的那句“平分”——至于其他，便像风吹过檐角的铜铃，响过了，也就算了。
毕竟，“了了有何不了”？你做了你该做的，便已是最好的结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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